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真的如同史学家说的:成为王、败为寇?
成功执政的人,就可以随意的去改写他们所想看到的国家历史吗?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够蒙骗那些年轻一代一段短短的时间,但却会造成耽误了真正的国家大事。为了自己的面子、权力,就做出此类贻害几代的事情,还可以祈望他什么?

来看看历史的真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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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歷史就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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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走入时光的隧道,寻找歷史的真相:

1930年,马来亚共產党成立。这个马来亚的第一个政党,目標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那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937年,马来民族主义份子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党──马来青年协会。这个左翼政党提出『默迪卡』的口號的时候,巫统还未成立。

1945年,左翼马来人和马来民族者成立了马来亚马来国民党。这个政党也是爭取独立的先行者。不过,她所鼓吹的独立,是要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个大家庭。

1946年1月,『马来亚新宪制白皮书』出炉。英殖民者这一计划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1946年3月,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会,强烈反对『马来亚联邦』,並同意组成『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巫统)。

1946年12月,英政府和各州苏丹及巫统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之后,颁佈了新的『马来亚政治改革建议书』(蓝皮书),提出建立马来亚联合邦以取代马来亚联邦的概念。

1947年,由6个马来人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力量中心,和陈禎禄领导的的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成员包括5个非马来人政党),联合提出了《人民宪章》。这个宪章建议所有种族的人民享有公民权,而所有的公民都称为『马来人』(Melayu)。

1955年7月27日,马来亚举行独立前的全国普选,结果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合组的联盟大胜。东姑阿都拉曼出任联合邦首席部长。

1955年12月28日,马共领袖陈平与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了歷史性的华玲和谈。和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更早促成了马来亚的独立。

1955年及1957年,东姑两度率领马华翁毓麟、国大党辛班登及苏丹等代表赴英谈判,最终成功爭取马来亚於1957年8月31日宣佈独立。

以上阐述的一切,都是歷史事实。然而,它们有的载於我们的教科书里,有的却被人有选择性的遗忘。

你可以不喜欢甚至憎恨某些人某些事,但歷史就是歷史,请以忠於歷史的勇气和宽阔的胸襟,让所有的真相还原吧!

【星洲评论】林明华

家乡民主亡、吾哀矣

用户插入图片
来自google图片档

政权已易手 贼寇正当道

民主已亡矣 全民宜致哀



人民联盟霹雳州政府于民联元年,己丑年大年十二(公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五日),四乱臣里应外合,大开城门,引兵入关,朝廷大觉不妙,为时已晚,终被蛮夷所灭,政权为期十一个月,史称
《二〇五事件》。

仅以此帖致哀

历史科目,是执政者要人民看到的结果

曾经,有人说过历史只是胜利者为自己所得到的成就宣扬,而写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非常引人入胜,让人可以把这故事中的主角当成自己的再生父母,每年祭拜。。。有的故事,让人对于里面的反派,恨之入骨。。。但这些主角是否真的这么值得我们尊重?这些反派是否真的是反派?

就用三国中两个主角的历史,以古鉴今:
1.  蜀国刘备是否真的如此热爱国民,就算是在逃难的当儿也不愿丢下人民,自己逃离?
2.  魏国曹操是否真的如此霸道横蛮,只求一己利益就能够遇神杀神?

日本就因为一直不肯正视国际历史,妄想修改、美化,而遭到各国人民的严厉反对。这只是因为他是战败的国家,所以就必须对历史诚实?如果他当时是胜利了呢?想当然的,如果这场胜利可以延伸他的统治超过20年,不一样的历史就会出现了。胜利者要如何修改他所要的历史,都不会有任何人(敢)反对。

同样的,我们一直来所被灌输的大马历史,是真正的大马人民历史吗?513事件真的是由于纯粹的民族冲突而造成?时间可以冲淡一些事情,也可以让一些曾经被人掩埋的事实浮上水面。。。

来看看这篇文章吧:抗英民族解放战争60周年纪念文

记得:生于新时代,一个网络资讯充盈的世代,我们有机会可以从不同的管道得到不同的讯息,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幸福,也是我们的不幸。幸福是由于我们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幸是我们需要更加清晰的头脑,以能分析这些资讯的真假。

转载:失落印记系列(二)

失落印记系列(二)

【本刊陈慧思撰述】2007
年12月3日,副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再那阿比丁(Zainal
Abidin)以数据论证印裔收入比土著高。他在国会下议院说,2004年各族贫穷和赤贫率是土著8.3%、印裔2.9%,华裔0.6%,而同年各族每月
家庭收入数据显示,土著家庭平均月入2711元,印裔3456元,华裔4437元。

数据可以拨乱归正,也可以混淆视听,上述数据事实上没有说明我国主要族群的财富实况。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书以“土著”、“华裔”和“印裔”划分各大族群,其中“土著”涵盖马来人和原住民,虽说《联邦宪法》赋予马来人及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原住民相同的“特殊地位”,但两者享有的资源实有天渊之别。

政府计算贫穷率时,把一直被政府政策边缘化的原住民与备受眷顾的马来人同归类为“土著”,无疑遮盖社会的真实面貌。


住民关怀中心(Centre for Orang Asli Concern)负责人柯林尼克拉斯(Colin
Nicholas,右图)以一个粗浅的经济学例子,说明平均收入耐人寻味之处:一个小岛国如果只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坐拥一百万元的富翁,另一个是一文不名
的穷光蛋,虽说该国有一半人口没钱开饭,但人均收入却是50万元。

因此,平均收入无法反映某一群体的贫穷状况,我国印裔的处境,无法以平均
收入测量。经济学者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就指出,印裔的股权从2000年的1.5%掉到2005年的1.2%,其中大部份股权由全国第二首富阿南达(Ananda
Krishnan)拥有,除却阿南达的份额,印裔大约只有0.5至0.9%的股份。

民主行动党怡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
(M.Kulasegaran)早前也曾在一篇文告中说,我国65%的印度人活在贫穷线上;占全国总人口8%的印裔,只控制我国1.2%的股权,而马来人
占了20%,华人则占了40%。在印裔所占的1.2%股权之中,其中1%就由印裔首富阿南达占据。

阿南达现年68岁,根据《福布斯》的估计,阿南达的财富高达60亿美元(约马币200亿元)。阿南达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亚太区,遍布东南亚、澳洲、印度和中国。除了涉足流动通讯服务的明讯,阿南达还有两家上市公司–寰宇电视和丹戎。

政策偏颇 土著分贵贱

经济学者查尔斯圣地亚哥(右图)认为,把原住民和马来人混为一谈,是官方贫穷家庭数字的关键疑点。贫困的东马原住民肯定拉底了“土著”的家庭月均收入,为此他质疑“马来人最多贫穷家庭”说法的真实性。


据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中2004年的数据,土著高居我国赤贫和贫穷率榜首,赤贫人口有1.9%、贫穷人口有8.3%;其次是印裔,赤贫人口达0.3%、贫穷
人口达2.9%;华裔族群中则有0.1%赤贫人口,以及0.6%贫穷人口。必须注意的是,“土著”涵盖了马来人及沙巴、砂拉越和半岛的原住民;原住民享有
的优惠,与马来人的落差很大,东马许多原住民甚至活在没有水电供应的环境中。因此,把马来人和原住民混为一谈的所谓“土著贫穷率和赤贫率”肯定无法实际反
映马来人的处境。

过去一直走在原住民人权路上的柯林认为,官方数字匪夷所思,政府把“土著”当作一个族群(ethnic group),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原住民虽贵为“土著”,但向来没法与马来人同享土著特权;反之,原住民人权遭蚕食的状况时而有之。

柯林说:“因此有人说,土著分成三种,马来人是第一等土著,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是第二等土著、西马的原住民则是第三等土著。”


表示,根据1970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马来人、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及西马原住民都归类为“土著”(Bumiputra),但他们的权利有巨大差距;譬
如,原住民的土地可轻易地被财团占为己有,不过马来人的土地不易转手,且马来人可透过垦殖地计划联邦土地发展局计划(Felda)取得土地。

此外,原住民也没有从固打制中获益,原住民事务局(Jabatan Orang Asli)甚至由非原住民管理。

西马75%原住民贫穷

柯林认为,官方数字把马来人和原住民包揽一块儿,无异于隐瞒实情,因为超过75%的西马原住民生活在贫穷线上,其中三分之一还是赤贫人士。他说:“原住民的收入每个月都有变化,这个月是雨季,属于艰难的时期,他们大概只可挣得100元左右。”

根据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书,2005年的人口有2675万人,其中2436万人是公民。在2436名公民之中,1606万人是土著,占总人口64.9%;615万人是华人,占总人口25.3%;183万人是印度人,占总人口7.5%,其他族群有32万人。

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书和我国统计局(Jabatan Statistik)的人口报告都没有详细说明“土著”大伞下的各族人口。我国原住民人口并不少,全马原住民总人口相当于第三大族群印裔的人口。


拉越和沙巴的人口分别在230万至250万左右,根据统计局2000年人口统计,伊班族(Iban)就占了砂拉越总人口的30.1%;卡达山族
(Kadazan Dusun)和巴瑶族(Bajau)总共占沙巴州总人口的35.7%。换言之,两州的主要原住民人口就达到150万人。

表一:2004年我国各族平均家庭月收和坚尼指数(Gini Coeefficient

家庭月收(马币)

年度增长率(%

坚尼指数

土著

2711

6.4

0.452

华裔

4437

5.1

0.446

印裔

3456

5.0

0.425

其他

2312

11.0

0.462

马来西亚

3249

5.6

0.462

表二:1999年和2004年各族贫穷率和赤贫率(%

1999

2004

土著

华裔

印裔

土著

华裔

印裔

赤贫

2.9

0.2

0.3

1.9

0.1

0.3

城市

0.7

0.1

0.2

0.7

neg

0.2

乡区

4.4

0.4

0.5

3.3

0.3

0.5

整体贫穷

12.4

1.2

3.5

8.3

0.6

2.9

城市

5.1

0.8

2.4

4.1

0.4

2.4

乡区

17.5

2.7

5.8

13.4

2.3

5.4

贫穷差距

3.3

0.2

0.7

2.1

0.1

0.6

资料来源:第九马来西亚计划
neg:少于0.05%

36.4%印度人从事底薪行业


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在11月25日号召了三万印度人走上街头,为己身权益呛声之后,政府机构、国大党领袖接连在主流媒体极力打造“印裔不贫
穷”的印象。除了副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在国会下议院以家庭平均月收和贫穷率论证印裔收入比土著高,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也在12月1日宣称“政府为印裔尽心尽
力”(government doing its best for Indians),驳斥印裔遭边缘化的说法。


大党主席三美威鲁(Samy
Vellu)否认印裔被边缘化,且在12月9日大谈反映“印裔成功”的数字,包括原先60%在园丘工作的印裔,目前已有80%人口迁移到城市、印裔失业率
仅3.1%、印裔专业人士和经理占劳动人口11.5%、副教授、讲师和护士占19.4%、印裔平均月入3456元等等。

三美威鲁的数据与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书的数据无异,只是经济学者从这串数据中看到的,是印度人的困境,而非印度人的成功故事。

第九马来西亚计划报告书显示,印裔家庭平均月收和贫穷率皆比土著高,但由于“土著”涵盖巫裔和原住民,无法为人透视各族人民的真实处境;印裔社群巨大的贫富鸿沟也令大部份印裔的困境被掩埋在亮眼的家庭平均收入中,经济学者唯有从其它数据中寻端倪。


尔斯圣地亚哥引用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书的2005年数据指出,20.1%印度人从事种植业、机械操作和装备工作,另有16.3%印度人从事没有任何技能需求
的“基础行业”(elementary
occupations);换言之,有36.4%印度人从事底薪行业。在三大比较族群中,从事上述两个低薪范畴工作的印度人比例最高,土著次之
(25.4%),华人居下(19.1%)。

一般人的印象是,许多印度人投身高薪专业领域,社会上许多医生、律师都是印裔脸孔,但实际上印裔
族群的专业人士比例是三大族群中最低。根据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专业人士占印裔劳动人口的5.2%,共有4万4100人,仅占我国专业人士总数的8.2%。
土著专业人士占土著劳动人口的6.1%,共有31万4200人,占我国专业人士总数的58.5%;华裔专业人士占华裔劳动人口的5.8%,共有17万
1300人,占我国专业人士总数的31.9%。

印裔自杀率各族最高

此外,圣地亚哥也指出,印裔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比例已逐年下降;在1980年代,印裔医生原占各族医生总数的41.7%,但到了2005年,印裔医生已下跌到26.6%;印裔律师也从1980年代的35.4%的高比例,下滑到2005年的24.1%。

圣地亚哥也透露,国内有30%印度人没有住处、10万个印度人当中有21.1人自杀,是我国自杀率最高的族群。他进一步披露,我国有七万印度人没有报生纸、没有身份证,因此没有机会享有国民福利,比如接受教育和获享医疗服务。

圣地亚哥没有进一步证实上述说法,但他表示,的确有许多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没有报生纸和身份证,确切数字可能超过七万人。


指出,单从表面上的生活成本数字,没法评比各族的贫穷率,因为马来人可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国家扶助,而且其他族群的生活成本要比马来人高。他举例,在教育方
面,政府开办全宿学校(Sekolah
Asrama),解决贫困巫裔学生的教育问题,巫裔学生也可申请国州政府或国油等官联公司奖学金在国内外大学深造;在房屋方面,土著较易申请到廉价屋,购
屋也享有土著优惠,反之其他族群则没法享有类似福利。

415元可供一家吃营养餐?

我国的
贫穷率计算法一向有争议,韩德森(Jeffrey
Henderson)等人在2002年发表的《马来西亚的经济治国和贫穷下降》学术论文中指出,我国的贫穷线指数的计算方式,单以衣食住行基本生活所需作
准,没有纳入其它方面的考量。作者也提及,在贫穷研究中,详细、分析性的资料尤其重要,可是,我国缺乏有关贫穷的特性方面的资料。

根据第九马来西亚计划,我国的赤贫家庭数目已从9万1700户减低到6万7300户。在2004年,土著的赤贫家庭比率达1.9%、华人赤贫家庭则占0.1%、印度人占0.3%。可是,数据说真话了吗?


国在2005年重新调整沿用自1977年的贫穷线收入(Poverty Line
Income),把贫穷线收入定在每户家庭月入691元、赤贫线收入定在415元。这个收入且是以每户家庭4.5个成员作为计算单位,换言之,“赤贫人
士”是以每月收入少于93元界定,贫穷人士则是月入少于155元的国民。

官方的计算方式非常令人疑惑。在20分钱可以买一碗辣沙面条的1977年,我国的贫穷线收入是588元、赤贫线收入是294元,在三、四元才能买一碗辣沙面条的今天,贫穷线收入竟只增加103元,赤贫线收入则只增121元。


九马来西亚报告宣称,重新计算赤贫线收入时已征询营养师、食疗师和专业医生的意见,415元已足以让一个家庭享有均衡营养,包括吃到谷麦产品、鸡、蛋、
鱼、牛奶、油、脂肪、糖、蔬菜、水果和豆类。我国只以“食”作为制定赤贫线收入的准绳,没有把“衣、住、行”上的开支纳入考量,贫穷线收入则把“衣、住、
行”也纳入考量。值得关注的是,纵使纳入“衣、住、行”方面的开销,贫穷线收入也只比单单计算食物开销的赤贫线收入高出276元。

各族收入鸿沟持续扩大

虽说一般的印象是,贫穷和赤贫线收入被低估了,但贫穷和赤贫比率仍比1977年明显提高。根据第九来西亚计划,2005年的贫穷率是5.7%(1977年:4.4%)、赤贫率是1.2%(0.7%)。

按照上述计算基础,赤贫比率尚有攀升的趋势,实际赤贫数字恐怕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2004年,赤贫比率为1.2%,比1977年的0.7%高出0.5%。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也提及,各族和族群之中的收入失衡现象有恶化趋势,各族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此外,政府也在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书中承认,各州和区之间依旧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计划书指出,经济成长是收入和生活素质提升的刺激因素,可是它没有确保社会上所有人皆可公平共享成长的好处。

三万原先任命似地日以继夜在园丘和工厂默默工作的印度人,冒着被警察逮捕的危险,在11月25日当天走上街头发出由衷的怒吼;他们从“36.4%从事低薪行业的印度人”的数据中走来、从每日缠身的苦难中走来,可是,只一会儿他们的声音又被官方数据淹没。

官方界定赤贫线收入的方式,到种族的分类都出现争议,乃至一族当中的贫富悬殊状况被模糊化,因此,官方数字说真话了吗?宣称自己有双大耳朵的首相阿都拉,确定自己听见真话了吗?

转载:失落印记系列(一)

在心里挣扎了很久,最后还是把这两篇文章转载到这。我了解到很多朋友都有新闻冷漠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两篇报道是一针见血的,把目前友族所面对的问题用数据说明白。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目前国内所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蚂蚁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难道这个友族的示威,真的是由于某些特别人士的挑拨可以达成的吗?为什么他们的示威,就等同于游戏?而黄潮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常说,友族对我们有偏见,但是我们是否也对友族存有偏见呢?国家所发出的数据真的可信度有多高?大众媒体所报告的讯息真的是事实吗?执政党真的没有私用国家工具,为自己谋利?

希望大家可以耐性的看完这两篇转载。

这个系列目前只有两篇,如果有兴趣跟进的朋友可以到http://www.merdekareview.com去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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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印记系列(一)

【本刊陈慧思撰述】迪鲁(化
名)有两个兄弟,一个20岁,一个22岁,三兄弟都在政府学院求学。11月24日晚上八时,迪鲁与母亲和两个兄弟到首都黑风洞为刚刚动过脊椎手术的父亲祈
福。晚上十时回到泊车处取车时,他们遇上了蜂拥而至的镇暴队,与同在当地的八千人被逼回了庙宇的铁栏栅内。接着,警察向内射来阵阵催泪弹和水炮,印裔向外
投掷砖块,场面一片混乱。【点击:警方向黑风洞庙发水炮催泪弹 公民组织拟向人权委员会投报】


鲁的两兄弟也许冒犯了警察,12月4日凌晨2时,没有着制服的警察出现在迪鲁的家门前,把他两个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兄弟带走。两日后,兄弟俩与另外29人被
总检察长提控参与非法集会、企图谋杀和破坏公物,法官拒允31人保释,迪鲁的两兄弟需在扣留所内过日子,直到审讯结束。【点击:采纳总检察长公众利益论 地庭不准31印裔被告保外】


官的一道口头指令,是迪鲁一家梦魇的开始。由于明年一月法庭审讯才刚开始,迪鲁担忧,明年一月开学前,兄弟俩还没能走出扣留所。迪鲁一家的生活原已被父亲
脊椎手术打乱,现在家中两个孩子被扣留,更是雪上加霜。迪鲁告诉我,兄弟被带走后,母亲终日以泪洗脸,他现在的感觉,除了茫然,还是茫然。现年21岁的迪
鲁说:“或许我会出去社会工作。”

迪鲁的父亲是典型的城市印裔劳工,一个月只挣千多元,可是需要养活一家五口。一场脊椎手术的到来,就足以击垮一直以来撑起整个家的梁柱;被政治势力打压时,没有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可以投靠,只能眼睁睁看着已身命运遭任意宰割。

邱家金:英人没分而治之


市印裔劳工的命运,可追溯至英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在英殖民时期,马来人从事传统农业,农产收入是马来苏丹的主要财富来源。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兴起,极需
大批原料,为了开发锡矿业和橡胶业,英殖民地政府引进中国人工开采锡矿,又从印度引进淡米尔纳都省(Tamil
Nadu)的劳工,到橡胶园工作,造就了今日三大种族共存的局面。印度人的命运,无法与这段历史切割开来。


般认为,我国三大种族各自为政,是英殖民地政府“分而治之”的结果,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甚至把马来西亚印度人今日的命运归咎于英殖民地政
府,入禀英国法庭向英国政府索取四兆美元的赔偿。可是,皇家教授邱家金(左图)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断定英殖民地政府没有推行“分而治之”政策。


家金指出,英殖民政府没有蓄意推行“分而治之”政策(Divide and Rule
Policy);各族群迥异的生活形态,是我国各种族人民各自为政、集群而居的结果。他说:“华人在华人商店购物,印度人在印度商店购物,马来人在马来人
商店购物,那时候也有华校、淡小、马来文学校,这些全都不是由英国(政府)创造的。”

邱家金表示:“这些都不是英国人策划,是人们自己造成,华人想要去华校,印度人要去淡米尔学校,马来人要去马来文学校。当时的华人仍旧效忠中国,英国人尝试把教育‘马来化’,可是遭到华人反对。”

当记者提出,英殖民地的“分而治之”政策早已写在我国中学历史课本,邱家金一口回驳:“不不不,没这回事,他们随便撰写历史。”

目前在马来亚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的他指出,在英殖民时期,马来人拒绝到园丘工作,中国人则占据了锡矿业,开发园丘的英国人因而从英国殖民地印度引进劳工到园丘工作。他强调,我国第二大人口华人是由华裔锡矿业者从中国引进的,英国人从未引进中国人。

他解释,英国人从未统治过中国,对华人缺乏了解,且避免卷入华人私会党问题,因此英国人干脆从英殖民地印度引进印度人。

11
月25日,三万名印裔国民响应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号召,挂起印度国父甘地(Gandhi)的图像、举起诉求自身权利的布条走上街头,控诉政府剥夺印度人权
利、边缘化这个族群。虽说兴都权利行动力量领袖的动员方式和诉求手法引发争议,可是一般人都能认同,我国推行多年的歧视性政策,已对经济力量薄弱的印度人
造成切身的困扰,以致印度人终于挺身发出同一分贝的抗议声。

无论如何,邱家金不认同屈身园丘是印度人贫穷的根本原因,反之他引述《新海峡时
报》刊登的数据指出,土著才是我国最穷的族群。他表示,很多印度人透过教育(特别是英文教育),走出了园丘,成为教师、助理、律师、医生。英国人在引进印
度人劳工的同时,也从印度带入了一批谙英语的专业人士,协助管理马来半岛,因此,在英殖民地时期,许多书记、医院护理人员都是印度人。

走出园丘 印度人由零开始


权工作者阿鲁茨万(S.Arutchelvan,右图)有另一番说法。他向《独立新闻在线》表示,19世纪以前到马来亚半岛定居的印度人是经商的印度人,
19世纪以后英殖民政府引进的则是贫苦的劳工;因此,可说我国印裔社会有富裕的传统,也有贫困的传统,富裕阶层诞生许多专业人士,贫困阶层则始终困顿园
丘。

也是社会主义党总秘书的阿鲁茨万说,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许多园丘逐渐被淘汰,或转型作其它商业用途;外国劳工也开始走入园丘,与我国园
丘工人争饭碗,原先居住在园丘宿舍的园丘工人被迫迁居到城市谋生。早期迁居的印度人,都在没有地契的木屋区落脚,以致今日园丘内的兴都庙宇被拆、木屋区兴
都庙宇被拆的事件时有所闻。

经济学者查尔斯圣地亚哥认同,印裔园丘工人从园丘迁移到城市,是从一个形式的贫穷问题,走到另一个形式的贫穷问题。他指出,印裔劳工孑然一身,拖儿带女迁移到城市,没有工作,也没有求生技能(原先的农业技能没法派上用场),只能到工厂工作,成为城市中的贫穷阶级。

他表示,马来人和华人早年占用政府地建造的房子和种植农作物,这些土地逐渐地转换成他们各自的资产,可是,大批印度人一开始就在园丘工作,住在园丘公司提供的员工房舍,园丘关闭后员工即一无所有。

阿鲁茨万认同上述说法,他补充,在园丘工作时,园丘公司为印度人提供住宿,园丘内也有兴都庙、淡米尔学校、游乐场等设备,因此,在园丘生活的印度人一旦离开园丘,一切必须由零开始。
 
换言之,印裔园工没有累计资产,一起步即落后其他族群几个马鼻。为此,圣地亚哥认为,国家欠下国内印度人“历史债务”(historical debt)。


殖民地时代遗下的“历史债务”,没有为我国政府适当“偿还”,反之,我国政府在1969年“513事件”后制订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1971-
1990)以及为期十年的国家发展政策(1991-2000),推行扶助土著(实乃马来人)的政策,持续漠视印度人的贫困问题。因此,经济力量薄弱的印度
人在国家独立50年后走上街头讨取本身的权益,肯定是印裔社群积怨爆发的结果。

新经济政策两大目标为重组社会及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可是其消除贫穷的方式却是落实土著固打制,以致“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的目标成为大幌子,这项具歧视性的政策也因而被视为非巫裔国民遭边缘化的祸首。


捍卫学术尊严愤而辞去公共策略研究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主任职位的林德宜就曾非议,新经济政策是一项边缘大部分国民、利惠一小撮人的畸形政策;新经济政策非但无法成功塑造各族团结一致的马来西
亚,反之把先天成长条件优渥的马来西亚塑造成是一个异常分裂、充满不安、妒嫉、忧愁、没有爱心和不自由的国家。【点击:新经济政策拖累国运衰败 林德宜讥我国为亚洲小猫】

1973年拥屋政策失灵

阿鲁茨万提出,新经济政策早已意识到园丘工人的贫穷问题,且计划落实“1973年工人房屋拥有计划”(Workers House Ownership Scheme),可是在20年的推行过程中,只有区区2%园丘工人受惠!


表示,早在1973年,新经济政策就已确认了六大贫穷类别,其中一个贫穷类别即是园丘工人。于是,政府在1973年拟定“1973年工人房屋拥有计划”,
以便园丘工人可以取得园丘房屋的拥有权。可是,计划推出后,真正落实的园丘公司只有2%,由于政府没有认真落实计划,园丘公司根本就无视于政策的存在,以
致“居者无其屋”的问题仍旧缠绕园丘印度人。


前我国仍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在园丘工作,从自大学时代就走入园丘和工厂,关心园丘和工厂工人命运的阿鲁茨万指出,园丘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虽说园丘内有诊
疗所,园丘工人也可享有诊疗所的“免费医疗服务”,可是目前整个马来西亚半岛的园丘只有三名医生,许多园丘的诊疗所只在下午六时过后开业,且只有一名员工
负责视病情派药,卫生医疗情况非常糟糕。

他指出,目前我国约有10万名园丘工人,大部份园丘工人的薪金会因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每日气候而有
起落,一搬上,胶工的月薪是450元至650元之间、油棕园工人则是600元至1000元之间,园丘的普通员工则月薪在500元上下。马来西亚的家庭贫穷
线收入定在月收691元、赤贫线收入定在415元。

以印裔为主的园丘工人,岂会没有贫穷问题?